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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节 幸会DJ有待 [原创 2007-05-04 19:23:37]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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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07迷笛音乐节  户外PART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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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音乐节幸会DJ有待,是我最激动的事。作学生时候常听 有待,聆听音乐、认识音乐人上受他潜移默化的影响,深至思想上也是,比如他的那句“LOVE&HOPE” 已经深入我心。今天得以相见,感受他精彩的音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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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有待

 

    “音乐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,从你拥有的第一张唱片,到让你最难忘的一首歌曲,音符记录下了岁月的痕迹。了解一个人听音乐的历程,就是了解一个人的生命轨迹,甚至于体验一代人的成长经历,那些在你生活当中不同时期出现的音符,就成为了你生命的配乐。”----有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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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张有待     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,北京音乐台/中国国际广播电台DJ。致力于摇滚乐、爵士乐、电子乐的传播。主持的"新音乐杂志"、"LISTENFM"、“午夜滥调”等音乐节目,被认为是"影响了一代人"的节目。曾参与美国格莱美颁奖典礼、荷兰北海爵士音乐节、苏黎士电子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的现场转播,并举办多场千人户外PARTY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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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6岁,北京天很蓝,蜻蜓很多,一把抓到一只。
  11岁,不喜欢上学,假装病假回家,路上发现春天很美。
  16岁,街上撒水车过后,潮湿的泥土味和爸爸的线装书的味道混合在一起。
  20岁,大学里放假,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听音乐。
  34岁,在长城上做户外PARTY,万籁俱寂的山谷里,强劲的低音在大自然柔和的回应下触动人们的神经。


  那时,作为DJ,我是快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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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爱”来自于昨天,“希望”是明天

 

    一天黄昏,我妈下了班从幼儿园接我回家。路上,我们进了一家商店。那时正是冬天,北京的商店都在中间生一个火炉,在昏黄的光线中,飘来了钢琴的声音。这是我关于音乐最早的记忆,好像是被切下来的一段,我既不记得之前的事,也不记得以后的。它折射的影像仿佛是一个梦境,长大后,每每听到钢琴曲,不管是拉赫玛尼诺夫还是柴可夫斯基,有些片断总会把我拽回到那个场景中。


     我小时候,大部分时间只能听到样板戏。音乐启蒙多少受了母亲的影响。她在上海长大,喜欢听爵士乐,那时她们几个朋友常聚在一个人家里听爵士唱片,她会带着我一起去。70年代后期,我家买了一台索尼牌录音机,随机附送的试音带上有一首旋律优美的乐曲,让我非常着迷。有一天,父亲的朋友聂华苓来我家做客,知道我喜欢听音乐,于是把她从美国带来的两盘磁带留给了我,一盘是柴可夫斯基,一盘是莫扎特,我才知道那首乐曲是莫扎特的《朱庇特》,我由此进入了古典音乐的殿堂。


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有了立体声广播,每星期两个小时,放一部交响乐作品,我把它们整部录下来。我上中学后,同学来我家玩儿,看到我抽屉里有很多磁带,想借去听,但一看那些名字就兴致索然,觉得特奇怪。我却从中得到一种满足感,好像我听的东西都是别人不能理解的。


高一的那个夏天,北京的音乐开始活动多起来,李德伦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把贝多芬的1到9号交响曲都排练了一遍。一开始我特别兴奋,排队买票去看,却发现旁边左右的人聊天、磕瓜子、中间鼓掌,而听古典音乐这时在社会上成了有文化的标志,挺没意思的,正好也到了反叛的年纪,我就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声音。


那时中国刚刚开始开放,听音乐就是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,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文化让我感到神秘和好奇,于是总有种想了解的渴望。我一直没有找到那种想要的声音,直到上大学后,听到PRINCE的《紫雨》,超过我想要的100倍。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生理需要,突然想听不同类型,都是出于耳朵的需要,需要一种声音来满足。


80年代中期,艺术院校是文化圈最活跃的地方,在大学食堂吃顿饭,都跟今天去俱乐部似的。文化精英都在这里出没,你经常能看到平时见不到的好玩的人。我正在十八、九岁的年纪,开始在我们学校的舞会和外面的摇滚party上放音乐。所有在北京做音乐的人,都知道中戏有个“有带”,特有磁带。通过音乐,我认识了很多朋友,音乐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。


有个周末,我在学校的地下排练场做一个小Party,许晓峰(注:现为华纳中国总经理)带来了一个美国人肯尼&S226;布鲁姆。肯尼站在我旁边,看我用双卡录音机做MIX,念叨着我放的每一首乐曲的名字,他喜欢我的音乐品位,给我起一个外号叫“DJ”。那时他俩合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一挡外国流行音乐节目,就把我找去写文字稿。于是在毕业之前,我就踏入了广播这个行当。


 “不要浪费你的天赋”,这是我非常喜欢得一句电影台词,也是广播对我来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。1993年,我开始在北京音乐台主持摇滚音乐节目《摇滚杂志》(后改叫《新音乐杂志》),我记得刚开播的时候,有人问我的理想,我说希望十年后能够有人因为听我的节目而改变自己的生活。BEATLES改变过很多人,这是我觉得音乐最伟大的地方。音乐给了我生活,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,我希望给人同样的感觉。


有很多听众觉得我的节目有几年有变化,但没人了解这个变化是为什么。我做电台节目,有一段时间受到的打击特别大。我在节目里一播错什么东西,就不能做直播了。慢慢地,“不许直播”变成了一种惩罚性的东西,就好像对一个小孩说“今天不许吃饭”。这些错误大多和音乐有关,有时候,即使觉得可能要捅漏子,可就是觉得不播不行(1999年因为在节目中播出沙子乐队的"膏药",而致使该节目被强令改为录播)。于是我就在家里录节目。我把自己家里弄得跟电台似的,我理想的电台直播室就应该像我家一样,四面墙都是唱片,需要什么唾手可得。我家里有麦克风和播音台,本来是为了家里有电台的气氛,不是为了在家做节目的。


那段时间,每次在家里做节目的时候都会生气。录播和直播不一样, 最大的不同是现场直播让人有激情,我拿着我的唱片到电台做节目,对将要放的音乐充满感情,在我放的时候,它再一次打动我。在家做录音,有时会为录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忙5、6个小时,时间一长,我就烦了,不想说话,我做节目的时候带的这种情绪,是没有人知道的,那段时间,我在节目中很少说话,我找了个借口说——“让音乐说话”。


在这段时间,我觉得生命当中得的最大支持的就是有人在听我的节目那一刻。这是一种爱吧,我爱音乐,我爱做节目,有人听我的节目,爱我的节目,就给了我最大力量,有了这个力量,我也有了希望。所以我总在节目最后说一句“LOVE AND HOPE”。如果爱来自于昨天,希望就是明天。你有了昨天的这些爱,会对昨天感到感激,如果你对明天有希望的话,爱和希望就会共同支撑你度过孤独失意的时光。


渐渐地我习惯了做录播,沉浸于自己的游戏中。我喜欢按照某种逻辑来放音乐,一般来说,我选的第一首歌都是最近我听到的,让我特别有想放出来的欲望,就从这首歌开始,它会让我联想到接下来放什么歌,就从我的唱片库里搜寻线索,有时是按照音乐家的线索,有时候是音乐元素。或者歌名的线索。我在CLUB做起DJ以后,在广播中也开始对音乐的衔接特别注意,会考虑一段音乐结束的时候,用什么样的音乐来接它比较舒服。心理障碍解除后,我的话又多起来,但我自己还是喜欢听没有配上说话的版本,因为音乐首尾起来就像一首歌。


那次做张炬的节目,还有几次做列侬的时候,我在节目中失控。听到他们的歌,再推起麦克风,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,被我自己想说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弗兰克&S226;辛纳特拉的《My Way》,这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声,好多事情我也做过,但是不能后悔,还有纳金&S226;科尔的《我们相爱吧》让我止不住泪流满面。这些时候,我的另一个我就在笑,高兴极了,音乐还能让我如此感动,充满激情。

 

十年经验,厚积薄发


这些年来,与我的电台生活并行的一条线是做PARTY的DJ。一开始只管放音乐,后来开始组织筹划地下乐队的小型演出活动。后来有了跳舞音乐,同时,我也对那些乐队失去了兴趣。翁嗡、瑞士的“奶酪”组合和我经常在一起做跳舞PARTY,穿梭在北京刚出现的跳舞Club里。那时人群不固定,活动场所也不固定,每次活动前,都得我们自己复印宣传品到处发。而时机成熟的时候,机会就会找上门来。


日坛公园南门有一个意大利餐厅,它的老板问我们是否愿意每个周末在那里搞活动,于是我们有了第一个固定的场所 CLUB FM。在FM 的时光,是我做DJ以来最快乐的一段记忆,我可以放各种各样电台不能放的,大家意想不到的音乐。有时门口都挤的进不来,我喜欢看到舞动的人群伴随着夏日的清晨同时出现在我眼前。


在我的生活中,新的机会总是在一件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来到。无论CLUB FM的音响和装修,还是我们的合作方式都不是从长考虑的。它存在的时间很短,就一年的时间。就在它进入尾声的时候,我有了做“九霄”俱乐部的机会。


“九霄”的投资另有其人,由我全权管理经营。35岁以前,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从个人喜好出发,不考虑商业利益。随着年龄增长,我发现,社会的价值标准在变化,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就是金钱。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才是成熟的艺术家,我觉得我也该成熟了。以前做演出,做Party,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回报,但我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经验的积累,就好像往银行里存款,现在是取出来用的时候了。


我做过的很多事赔钱。像“山羊皮”(Suede)的演唱会,不管人们说它意义如何,商业上不成功,那就是失败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,与我一同做这个演出的人(沈黎辉、沈永革)仍然相信我做的事情是对的,值得赔钱,所有和我合作过的人,都在后来成为我特别好的朋友。他们的支持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和压力,我就得琢磨如何在这个市场上找到一个机会——尽管这个机会很小,抓住它,开发它的价值。我觉得我渴望得到回报的动力,是想回报支持我的人。


店运作起来之后,可能有好几个月你做好多工作却不见成效,但正是前期的积累,带来了今天的人气。即使在Club的辉煌时刻,人挤得进不来的时候,我都会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假象。我对中国的市场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人们突然来到你的俱乐部,夜夜笙歌,或者突然呼啦一下全消失,你都不知道为什么。而我只能坐在店里,想想哪里还可以做的更好。现在中国的市场还不像国外那样,只要你用心付出就能得到回报,但我看到它正在慢慢变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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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“我顶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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